一直以来，都想将自己与书院的前世今生种种机缘作一梳理。一般来说，这种带有总结性质的文字总是体现在学位论文的后记里。但是，我的学位论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延迟送审，这篇想象中的“后记”也就一直没有机会面世。

在极度沮丧时，曾向友人发问：“真不知当初那么努力地要到书院来读书，究竟来对了还是来错了。若是不来，如何结识你们？可是来了，这书院怎么就像一道坎，怎么迈也迈不过去。”那边厢，友人以她一惯的温婉劝道：“别想那么多了。不管来对了，还是来错了，几个朋友是交定了。”

是啊！书院说到底只是一处古迹，无论是千年古木，还是千年碑廊，纵然能让人回味再三，也只是审美的对象。真正赋予书院生命的，是读于斯、研于斯的师友；真正值得我们留恋的，也是书院的人和事。正是因为这一批师友，我们的生活曾经是那样多姿多彩。为了这些，我还是得感谢书院对我的接纳。

      说到我和书院的结缘，还得追溯到若干年前的一次会议。那时，我正开始对叶德辉这个人物产生兴趣，并且试着做了一点工作。恰逢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一个课题组——晚清湘学研究课题组到湘访问，就由书院出面，组织两岸学者座谈。一位在书院工作的友人就向朱汉民院长推荐了我，使我有机会叨陪末座，就叶德辉研究向两岸学者当面请教。记得那次座谈会是在文庙举行的。一个上午，满满当当，饱享一顿学术大餐。台湾学者的专业水准自然不必说了，书院老师的精深学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上坐在文庙开会，那种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要是能到书院来读博就好了。这不仅因为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研究的重镇，能给我研究叶德辉这样一个湘学名人提供全面的学术指导，也因为书院的这种学术氛围与传统环境，能拉近我与叶德辉这样一个不那么合时宜的传统学者的心理距离。

抱着这种想法，第二年就来报考书院了。可以说，恰恰是因为想做叶德辉研究，我才舍近求远地奔书院而来。这与众多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的“无论是选题还是构架都是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确立的”云云有着相当的距离。可是，如果不是那次学术会议，怎么都想起要报考书院来？如果不是当初朱汉民院长对我鼓励有加，又如何会坚持将叶德辉研究这样一个老大难的题目做下去？所以说，还是一种机缘。作为一个并不年轻的考生，就纯粹的应试能力而言，我得承认，我不如那些年轻的师弟师妹们，尤其是外语听力一团糟。可是，在考试成绩并不那么理解的情况下，基于对我的科研能力的信任，书院还是给了我一个求学的机会。于是，我在教了十余年书之后，又开始了一边教书、一边读书的攻博生涯。

师大与湖大紧邻，没有围墙且互相交错，仿佛我的两种角色混杂不清。多年来，我的头脑中好象装了很多开关，但开关经常失灵，使自己常常处于角色错位之中。于是，我象学生一样地和学生相处，象教师一样地和师弟师妹们相处。直到后来，很喜欢书院师生直呼我的名字，或者被师弟师妹们客气地称为“师姐”。

我很庆幸自己真正地象个学生一样渡过了几年的求学生涯（并且还在继续），不但自始至终地听了众多的课程（包括不喜欢的政治课），且参与了很多书院学生的活动。从最初倡议成立学术沙龙（后来在学生会干部高瞻远瞩的提议下，改名为“明伦堂讲会”，成为书院的品牌栏目），到热衷于读书会活动；从网上聊天，到文化采风。所有这些，都成了人生经历中的美好回忆，也是人生的财富。

意大利史学家沙耳非米尼曾说过：何谓文化？“文化就是在我们忘却了我们所学的一切之后，依然留存于我们心中的东西。”书院也有其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我们忘却了所学的东西之后，渗透到我们的心灵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构筑成这道书院文化风景线的，无疑首先是众多风格迥异的师友。他们的课程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更让我们感受到特殊的人格魅力。

几年攻博士期间，给我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记的是一批“情在师友之间”（这是古人常用之语，最恰当）的人。我本是个多少有些内向甚至自闭的人，不太擅长交往。在热情的师妹的鼓动与“拉拢”下，渐渐地结识了一批优秀的朋友，有了自己的“圈子”——学术同道。能超越于日常生活之外，谈一点不那么实用的学术，一直是我的渴望。没想到，书院中“可与道古”之人还不少。疑义相析，奇文共赏，让求学的路上不那么孤单。这能不能叫作“学术共同体”呢？

当然，除少数师友外，我们的这种“论学”更多地是一种自娱自乐（大约也是一种为己之学吧），而较少转化为能为社会所认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被湖大所认可的社会成果。回想起来，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这多半都是吃老本的缘故），也信马由缰地发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文章——当我们为着内心的冲动去写作时，那种酣畅淋漓真是幸福——由此也获得了一些“老编”的青眼。可是，这在现代学术考核机制的观照下，都算不得研究成果，我也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学位论文的学术价值了，只能委屈它继续躺在我的抽屉里睡觉了。只有等到我写得出并发得出符合校方规格的文章时，笔下的叶德辉才能与专家学者见面。

我们到底没有陈寅恪那样的家底，也没有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境界——据说陈寅恪在国外游学几十年，没有拿回一个学位，可是谁敢说陈寅恪没有学问？——到底还是想获得一纸证明。于是这情绪便经常地波动——一位友人便直言：“你是个情绪化的人。”情绪化的时候，便有些口不择言了。感谢我的朋友们（这样说，不知道算不算冒犯？当年，京师学术界流行“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话语。于是很喜欢说“我的朋友某某某”。）的宽洪大量，他们无论是在我兴致勃发之时，还是在我失意颓唐之时，都一如既往地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坦白地说，当我想起书院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书院的大门、书院的古树，而是一个个可爱或可敬的人。他们给我的不光是学术上的启迪，更是精神上的支撑。他们已经融进我的生活，刻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