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校友会这两年开展的征文活动确实搞得很成功，涌出很多有意义的文章，抒发了大家对时代的浓厚感情，挖掘了个人许多美好的回忆。这一次的题目却是有点难度了，因为跨越七十年，要站在湖大人的角度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我真好久不知如何下笔。
想想还是要扣住与湖南大学有关的人和事，更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有关系吧！从六月份开始思考，阅读一些资料，促使我想起了这几个人物。那我就慢慢说起来。
第一个人物是我家搬到湖大来才认识的，一九六二年父亲唐麟被任命为湖南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他带着我们三姐妹落户岳麓山下，就住在建设村。母亲在河东工作，只是每周六晚上回来休息星期天。
来到湖南大学我很兴奋，这么大的校园没有围墙，可以任意行走，那座美丽的岳麓山，居然是我们的后花园，那条碧绿的湘江竟然是我们的“游泳池”！每到春季，与同学相邀上白鹤泉去看映山红，而秋季来临爸妈会带我们到爱晚亭赏红叶，吃月饼。夏季更是我们孩子的疯狂时光，成群结队去湘江嬉戏于绿波之间，沙滩上一处处竹篾围成的更衣“室”，上面标有“湖南大学”、“湖南师范”，是两所大学联合管理的露天游泳场。冬天下雪，我们带着自己制作的滑雪椅找一处坡道，上奔下滑在山间的银色小道上。那种种欢乐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我到湖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读书的地方，父亲带我去湖南大学的子弟学校，那时子弟学校在岳麓书院里！我可从未见过这么古香古色的小学，红墙黄绿琉璃瓦，飞檐石柱大牌坊，父亲告诉我，这里原来就是书院，还是宋朝时代建立，现在一半做了小学，一半是教师宿舍。他先带我看了我们的学校，也就是文庙这边，我们的教室就在文庙前面的两厢，文庙将是我们的礼堂。他嘱咐我，可要爱护这些建筑，千万不可在上面刻字涂抹，它们经历了几个朝代, 甚至战火纷飞的岁月，非常珍贵的，我一时感到额头要冒汗了。
他接着带我到了书院另一半，即当时的教师宿舍区域，现在这里已经改为书院历史陈列室。
我们走进一家人家，主人一见立即起身，爸爸跟他握手，两人十分亲热。那位先生个子不高，皮肤微黑，胖胖的，戴副眼镜，跟我爸爸竟很形似，我很快没了陌生感。
爸爸让我喊他陈先生，要我给他鞠躬，他一把握住我的手，紧接着女主人出来了，陈先生笑着说“德芬，快来看看谁来了，”她和我父亲寒暄一番后，陈先生指着我说“这是唐校长的女公子，要做你的学生啰！”
爸爸看我一头雾水，马上解释“仲远，这是陈云章教授，陈先生是大学问家，大实业家，给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他的夫人就是子弟小学的教师，而且将是你的语文老师，我先带你来拜师认门。”我恍然大悟，马上朝刘老师鞠躬，刘老师十分和蔼，握住我的手说“我还是你们的班主任呢，明天到了班上我给你介绍同学们。”爸爸当然说了些要老师费心，好好管教的话。
爸爸跟陈先生说“老陈，我还有事，你能带仲远在书院这半边转转吗，给她讲讲吧！”陈先生点头，便牵着我在书院里转了一圈。他很熟悉这个书院，每到一处就给我说这处所原来是做什么的，脸上的微笑从头至尾没有消失过，他的手很软和温暖，这第一次的接触给我很亲切的感受，后来每次见到陈先生，我都很放松，很亲近。
这是我第一次“游书院”，只是我那时太小，不是很懂，只记住毛泽东都在这里学习过！还有就是那几个石碑上的字很震撼，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字碑，第一次听说朱熹的名字，陈先生当然不打算给我这个五年级小学生解释什么是忠、孝、廉、节，只是告诉我要好好读书，向自己的父母学习，这几个字的意思以后会懂的。我长那么大，第一次有人叫我向自己的父母学习，因此很傻地问“向他们学习什么？”
陈先生这时不笑了，反而严肃起来，说“你爸爸很坚强的，他年轻时就坐过敌人的牢，他这几年也吃了不少苦，但他多么乐观。你妈妈一个女人，带着你们也跟他下放，你们在农村这几年锻炼很多，你爸爸都跟我说了。仲远，你一定会有出息的，因为你可以八九岁就从娇娇女转变为农村娃，学会挑水砍柴。我夫人一听说你转学到湖大子弟学校，立即让你到她的班来，她会认真教你的！”说完拍拍我的肩膀，又笑了起来。
回家后爸爸问我在书院看得怎么样，我没回答他，倒急匆匆问他，这个陈先生是什么人，怎么那么了解我们家，还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爸爸的回答让我久久地激动，为认识了这么一个长辈而骄傲！
>陈云章
原来陈云章先生跟我父亲同年，都是1911辛亥年生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陈天倪是著名学者。他是老湖大的学生，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毕业后他筹款办职业学校（湖南第九职业学校），还在常德办《新潮日报》，自己担任社长，宣传新思想和鼓吹抗日。我的爷爷唐梅村是三四十年代湖南著名的国学教师，也是有名的报人，他那时与著名报人严怪愚一起办《力报》，是湖南当时很有名的报纸，甚至外省市人都订阅，我父亲也曾给《力报》做助理，因此与陈先生都是同道人，那时两人就曾有过短暂的接触。五十年代初父亲曾主管湖南文教工作，陈先生是几届政协委员，两人联系就更多了。
爸爸还说，他不仅是教授，会教书，他还会办实业，当时这在大学教师中是很独特的。他抗战胜利后就在长沙创办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长沙城正是百废待兴之时，陈先生是学土木建筑的，一身本领正好施展，加上他的人脉资源很广，公司发展很快。1946年他就成为湖南省工业会的理事长，而且是全国工业会的常务理事。听了这番介绍，我牢牢记住了陈先生，决心要好好“向他学习”！
我跟着刘德芬老师开始了小学最后阶段的学习，她很严格，讲课很生动，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服从她。她常让我做助手，把同学们的作业本送到她家里，因此我可以常见到陈教授，还时常听他说故事，说历史，他真是一代社会名流，知道好多人的故事。但他自己在湖南和平起义时做的贡献，则是父亲到了文革初期才告诉我的。
六六年陈先生作为名教授当然也遭受不公正的批斗，包括他的夫人也被小学生欺侮。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听还在小学的邻家孩子说，刘老师被当做地主婆在文庙前批斗，浑身被泼墨。父亲得知很气愤地说，这样对待陈先生夫妇太不应该，他可是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很多事情的。
他告诉我，陈先生是通过竞选而当上了省参议员，是很关注国事的知识分子。内战爆发前，他四处奔走，呼吁和平，由于他的威望，被推选为湖南省市51团体和平促进会的主席。到了四九年，他又以乡绅身份极力动员当时镇守湖南的省主席程潜将军为保护湖湘人民免遭涂炭而起义，成为沟通国共谈判的桥梁人物。他将自己在三贵街的房子作为中共地下党秘密集会的场所，当时地下党省工委的骨干涂西畴（也是湖南大学的人）就是通过陈云章跟国民党军政要员取得联系，开展策反他们的工作。不仅如此，陈先生还设法筹措了很大一笔钱，一手给地下党四千多元做经费，一手给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三万元做“地上”经费，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如此大的奉献，怎么能说他们是反动教授呢！
得知这些，我更敬重陈先生了，真心希望他和刘老师可以平安无事。但那时我们很难见面了，不久我们家离开了湖南大学。
所喜的是文革结束后我又见到了陈先生和刘老师，那时他们住在离我母亲家不远的自家老屋，即现在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地的开福区潮宗街区的三贵街陈云章公馆。
那次是母亲带我去的，她说是在买菜时偶遇他们夫妇，刘老师问我下放到哪里了，说自己身体不好，很想这些学生。
我回家探亲，妈妈便要我快去看看老师。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多年不见，一见面我们都很激动，陈先生依然笑容满面，身体康健，又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又感受到六二年那第一次握手的温馨，但刘老师身体看上去很差了，几乎站不起来，一直躺在竹椅上，跟我们说话也是有气无力。
先生告诉我和妈妈，这里曾是时务学堂旧址，时务学堂是清末1897年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报呈，由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创办的维新学堂，也是湖南大学的前身啊！他是在抗战胜利后买下这块地产，建了公馆，以自己父亲名字命名为“天倪庐”，特别珍贵的是买下老屋时，得知原来的屋主把梁启超题写的“时务学堂故址”墨宝的碑刻，转移到湘潭藏起来，卖屋时一起转手把碑刻给了他。他没敢放在自己家里，是寄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后来又转移到了省博物馆，才得以保存下来，我又听了一段“天书”！（现在岳麓书院后面时务轩上张挂的梁启超题字是根据原件重制的）。
>时务学堂旧址
那次去拜访先生和夫人，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听说不久他就陪夫人去京治病，夫人没能再回故乡，病逝在北京了，先生悲痛地带着她的骨灰回到长沙，从此独身到老。
我要说的第二位湖南大学与和平解放有关的是萧敏颂教授，我们家跟他家关系则更密切。他的夫人曹国智与我母亲唐荣前是中学同学，她和萧敏颂同时到北京读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我母亲家贫没有去外地上大学，而是读了中专，毕业后即做教员，以帮助父母养家。但一到寒暑假曹国智和萧敏颂回来，妈妈就会与她们聚会，谈天下大事，听北平新闻。到三六年母亲就是通过她们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
>萧敏颂和曹国智
我一直称呼萧敏颂为萧叔叔，他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时就担任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抗战时期他们夫妇辗转湖南、广西、香港、上海等地，一直做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湖南，不久就任职湖大。他们夫妇曾一度脱党，但到了1948年萧敏颂就在湖南创建民盟，而且很快又与共产党恢复联系，再次秘密入党，成为中共长沙特别支部的党员，但他的这重身份只有共产党少数高层领导知晓。最近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这个特别机构是由中共湖北省工委领导，为策应湖南的解放，秘密在湖南几个地方组建的第二套班子，连当时的湖南地下党都不知道有这个机构存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由当时也是在湖大做讲师的余志宏（中共地下党）安排，以当时住在湖大附近桃子湖的方叔章先生的名义请客吃饭。方是早年共产党员，跟大名鼎鼎的李达教授（曾是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起就在湖大任教）是好友，当时方先生是湖南省政府顾问，号称是程潜的军师，因此地下党就以他为突破口，由李达和余志宏、萧敏颂做他的工作，再由他去做程潜将军的工作。
这次家宴代表中共方面的是李达、伍薏农和余志宏，萧敏颂当时身份是民盟的代表，但实际上他还负责向特别支部汇报；国民党方面的则有湖南省保安司令萧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程潜的族弟程星龄，这些人都是最得程潜信任的，因此这场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桃子湖便宴”其实是中共与国民党里的进步力量的一次重要会谈，而代表中共的竟有三位都是当时湖南大学的教师（不知道伍薏农是否也是湖大的）！
>李达
有趣的是这餐饭从早上吃到晚上，双方从寒暄，戒备，上午时的吞吞吐吐到下午的开诚布公，畅所欲言，亲历者邓介松回忆说“庄谐并出，自朝至暮，愈谈愈接近，愈起劲。”
李达后来回忆“我只直率地说了三句话：程颂云（程潜的字）应当保卫湖南和平；蒋介石不会有兵到湖南来；只是白崇禧从武汉后退时到湖南有一个时期的停留，应善于自处。”这段话真是反应了李达对当年国民党阵营的透彻了解啊！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萧敏颂的特殊身份是长期的党内秘密，包括他的家人以及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们一直以他们为民主人士，这可能也是统战需要吧！
在程潜将军率军起义后，共产党军队和平进入长沙，我母亲随南下大军也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一九五一年我父亲母亲与萧敏颂曹国智都在长沙工作，不久就成了同事，在教育厅工作，而且做了几年近邻。那是一个小院子，又在单位里面，白天两家从不关门，我们两家孩子是随时出唐家，入萧家，亲密无间。
可惜萧叔叔在一九五七年去北京开会时，感染了脑膜炎，在火车上发作，下了火车直接送往医院抢救，竟然不治而亡！让他的家人无比悲痛，也震惊了整个湖南的文教界！由于他在教育界的杰出贡献，更因为他在抗战和湖南和平解放中做出的重要工作，湖南省政府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修建了相当规格的墓围和墓碑，就在湖南大学红叶村后面的岳麓山上，这个墓维护很好，有兴趣的朋友散步上山就可看到。
对李达先生湖大人当然都很熟悉，五十年代他担任过几年湖大的校长，正是因为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才替湖南大学求来主席墨宝，作为湖南大学的校匾，后来他调任武汉大学做校长。我只是六三年在湖南宾馆见过他一面，记忆中他个子很高，他是来长沙参加纪念王船山的学术会议的。
跟涂西畴叔叔我则认识很早，还在五四年父亲带我去北京开会，涂叔叔是湖大代表。爸爸说“你马上就好进幼儿园了，趁还不要买票带你出去耍耍”。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我和爸爸就跟涂叔叔坐一个包厢，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到了武汉还要坐船过江，再住一晚宾馆才能上车，所以走了两三天，一路上涂叔叔也跟我开玩笑，讲故事，我则给大家唱歌，跳舞，所以当时湖南的会议代表都很喜欢把我抱到他们的包厢去表演。六二年我们到湖大了，跟涂叔叔见面更经常了，他也经常来我们家汇报工作，或者来玩牌，不过无论他如何逗，我再也不肯给他唱歌跳舞了。涂叔叔在湖南大学工作时间很长，业务能力很高，主管教务，学校的教授讲师们都很尊敬他。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物都久久离去，我自己也快七十了！但说句俗话，往事并不如烟，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念叨念叨这些长辈，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一个大学，竟然有这么多教授为国家和人民不顾安危，去操庙堂之心，行政务之力，多么有担当啊！而尽管他们有过如此辉煌的经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又默默地在教学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着普通教师和干部的工作。我们常说伟大的人好比青松翠柏，在我心目中这些长辈就像青松翠柏，永远挺立在岳麓山上。
我为湖南大学骄傲，为岳麓山骄傲！
作者注：本文引用了刘世明的回忆文章《长沙城里的这支隐身功臣》中的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