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楼口因朱张渡而兴。

虽然潇湘大道上的牌楼口是公交车在湖南大学“精神之门”前的一个停靠站，它的知名度现在远远比朱张渡高多了，但是，在过去近千年的岁月中，朱张渡俨然是岳麓书院立在湘江边的“广告”牌，是长沙的一张文化名片。

“朱张渡”这名字和两位大师——朱熹、张栻的身影是重叠的，和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张会讲”有关。于是，文化因为山水而有了驿站，山水则因文化而有了灵气。在昔日没有桥的年代里，千千万万的文化朝圣者不远千里，就是从“文津”到“道岸”，通过这个小小的渡口，迈向自己精神的殿堂。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张栻的名气远没有朱熹大。在百度搜一下，与“朱熹”有关的资讯多达64万条，而“张栻”仅有1.4万条。这样算一算，朱熹的知名度是张栻的几十倍。虽然这样的算法并不科学，也多少说明了一点问题。然而，论实力，朱熹绝对不会小觑张栻。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朱熹是功夫明星李连杰的话，而张栻则像是曝光率并不高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有名者与无名人，毕竟都拥有十八般武艺。

作为同一时代的高手，朱熹、张栻都在关注着对方，虽然，他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湖南，山隔水横，相距千里；虽然同朝为官，朱熹与张栻也曾有过几次短暂的照面，但一直未能“深交”。同时，朱熹心里一直有个结。朱熹师从李侗时，开了点小差：李老师很尽心地讲解了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庸之义，但朱熹当时的兴趣却在训诂学。待到他感受到中庸之义的魅力时，李老师却已撒手人寰。所以，对于中庸之义，朱熹一直不得甚解。这样的状态让他吃不香，睡不好。就好比一个人在练绝顶功夫，已经练到了第九重，再往第十重的方向练时，却发现面前横着一堵墙，而且要命的是，黑咕隆咚，找不着门在哪儿。而张栻却得衡山胡氏真传，胡氏与李侗同一渊源。朱熹遂决定前往湖南与张栻切磋一番。因为，他相信，高手之间的碰撞，一定会生出耀眼的火花，这火花，很有可能在一瞬间给在迷茫中摸索的他指明前进的方向。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前往潭州（长沙），走了近一个月，行程3000余里，于9月始抵长沙，受到了张栻的热情接待。由此，小小的渡口，留下了两位大师会晤的身影；岳麓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烈的心跳。朱熹在潭州（今长沙）逗留了两个多月，朱、张两人朝夕晤谈，对理学中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等分别在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进行了交流。岳麓书院与城南仅一河之隔，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因而得名。

据范伯崇讲，“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谈得兴起时，两人竟通宵不眠。经过反复的切磋论辩，两人在“太极”等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双方都得到很大的启发与收益。在此期间，两人还举行了公开的辩论会，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二人坐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就“中和”、“太极”等问题进行公开探讨，众学生则坐在下面旁听。这是一次真正的绝世高手的过招，仅凭只言片语，便触发风云涌动。

而且，开坛对讲更是一次创举，体现的是“疑误定要力争”的精神。于是，“朱张会讲”引来人们极大的兴趣，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不仅岳麓书院那宽敞的讲堂中人满为患，有的人只能挤坐在堂前的走廊上或院子里，而且听讲者骑来的马几乎把书院前池里的水都喝干了。这就是当时人们描绘的“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

“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但会讲的影响力，却绵延几个世纪，至今不绝。

“朱张会讲”之后，四方学生接踵而来，致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非前之岳麓矣。”同时，此次会讲纠正了此前湖南的文风。据言，当时湖南学者文字“辞意多急迫，少宽裕”，“全无涵养之轼”，而会讲之后，湖南人始知摒弃上述之不足，努力学习别人之所长，才“归于平正”。“朱张会讲”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因而“会讲”也成为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它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百家争鸣”；它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推动了学术的融合交流，“百花齐放”。此后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这一精神的延续。

1180年，张栻在留下了《南轩文集》、《论语解》、《孟子说》等著作后，病逝于湖北江陵，年仅48岁。因为早逝，张栻的智慧之光也就此熄灭。有很多人认为，这正是张栻在成就及学术地位上不及朱熹的重要原因。朱熹倒是比较长寿，活了70岁。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又来到长沙为官，并致力于岳麓书院的振兴。他还将自己原先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制定的学规揭示于岳麓书院，被称为“朱子学院教条”，之后岳麓书院以此规训学生达千年之久。

千年过往，渡口不再。虽然昔日湘江渡口众多，除了朱张渡，还有灵官渡、驿步门义渡等，但时至今日，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仍然是朱张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