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湖南财经学院担任了整整十年院长的杨长庚教授，于2023年1月20日凌晨一点被万恶的新冠疫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引发老财院人的一片悲情。我与杨院长相识相交相知四十年，共事十年，前四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后六年我俩是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的搭档，退休后我们两家是二三十年的近邻，我们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护，冷暖寒暄情同手足。
对他的去世我悲痛至极，特写此文以抒发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杨长庚院长为原湖南财经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院长是1984年湖南财经学院领导班子调整时，从中南工业大学（后合并到了中南大学）调来我院任院长的，当时的财院在涂西畴老院长和王惠明老书记等财院领导和广大教职员工们的辛勤耕耘下，已度过了复校初期的艰难阶段，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建立，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老院长涂西畴同志是学术造诣极深的学者。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大家，《资本论》的翻译者，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王亚南先生最得意的两位弟子之一，而且他来财院之前曾长期在湖大和师大担任领导工作。
1979年财院复校，涂老被任命为首任院长。涂老办学有一个理念，即他认为湖财是所本科院校，她的社会责任就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本科人才。在他任职期间狠抓本科教学质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八十年代前期，湖财的毕业生已深受欢迎，分到单位很快就成为了各行业的骨干精英，特别是每年毕业生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录取率很高，一般专业录取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专业竟高达百分之三、四十。
但涂老却对本校招研究生的事不太热衷，我校高素质的本科生都流向其它院校或研究单位。
杨长庚院长来院以后做了几件大事：
1、杨院长在位期间，提出了“三上一奔”的办学方针，实现了湖南财经学院硕士学位授予权零的突破，使得学院办学上了一个档次。
杨院长上任后作出了“三上一奔”的战略决策，即“教学上质量，科研上水平，管理上档次，奔创国家财经一类院校”的目标。能否奔一流，科研水平是重要指标。能否上档次，则看学院有无硕士学位授予权。杨院长上任后，除继续狠抓教学质量外，把科研工作提上重要日程，让各系出科研成果，为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创造条件；同时指示科研处转移当前工作重点，把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当作头号任务，积极准备申报材料。
1986年，全国评审学位会议即将召开。为能争取在这次评审会议上获取硕士学位授予权。他亲力亲为，利用在四川财经学院开会的空余时间，让当时的科研处长钟国奖同志连夜乘坐飞机赶到成都，研究推敲申报材料到除夕夜，并赶在全国评审会议开会前，把材料送到了北京。
就在1986年这次会议上，湖南财经学院五个专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财院硕士学位授予权零的突破，学院的办学立即上了一个层次。
2、改进教学目标，拓宽培养口径。
为适应社会对财经类人才的需要，他又提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办学方针，使财院的毕业生更受欢迎。这个方针提出的要求是：让财院的毕业生走入社会后，能从事多种财经类工作。为此，学院提出了“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多技能”的培训目标。因为我校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属院校，于是又提出了“以金融学科为重点，相关学科协调发展，基础与应用相辅相成，人文与科技交相辉映，文科理科相互融通”的办学原则。为了让学生在掌握了本专业的技能外，又创新决定实行主副科双修制，即允许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再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另一个专业作为副修。
学院实行培养复合型人材方针，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使财院的毕业生成了社会需要的香饽饽。特别是在广州、深圳、北京京广线一带的发达城市，大量湖财学生涌入，许多人不要多长时间，即成为颇具影响的行业骨干和精英，形成了我国华南地区异军突起的一支“金融湘军”。特别是我院是行属院校，多年来，在金融人才的培养上下了大功夫，结出了更加丰硕的成果。《企业家天地》杂志一期的封面标题《石佳冲，金融先锋》的大字标题下写着：这是一个装满金蛋的窝，它为中国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高端金融人才。《潇湘晨报》刊文称：湖南财经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小一千多位银行行长，掌控了全国金融产业三分之一的天下。在全国省级农业银行中，有十七位出身于湖南财经学院(此处数据引用见文后注）。 湖南财经学院成了金融高端人才培育的摇篮，在社会上享有“财经黄埔”的美誉。
3、他提出了“从单一以教学为中心向教学，科研两个中心过渡”的战略思维，加快了“湖财”向全国财经类院校强者阵营前行的步伐。
复校之初，涂西畴老院长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为了提高学院的办学水平，1991年在财院首届党代会上，通过了一个学院“八五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明确提出学院的发展“由单一的以教学为中心向教学、科研两个中心”过渡的战略思维。这个口号虽然是在党代会通过的“八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但这个思想是杨院长在党委会上最先提出、党委一致通过的。该战略性口号的提出，使得学院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科研成就硕果累累。
根据国家教育部1998年统计公报，在8类12项科研指标中，湖南财经学院有10项指标进入全国51所财经类院校前9名，其中8项进入全国前五。从1985年（杨院长主政的第二年）到九十年代后期，湖南财经学院出版发行学术专著589部；发表论文6680篇；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81人次；入选国际会议论文49篇，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四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82项。至此，湖南财经学院名副其实地步入了全国财经类院校强者阵营。
4、完善系科体系，扩大学科设置，为把财院办成综合型财经类大学发挥了最重要的核心和导向作用
1956年财院(时称湖南财贸学院)创建时只有会计和统计两个系。1979年复校时设置了会计、统计、金融、财政、工经五个系，到2000年与湖大合并时已是十个系，即会计、统计、金融、保险、经济、工经、经贸、法律、财政、经济信息，门类齐全。
从复校时的五个系到合并时的十个系，这增加的五个系全都是在杨院长任上增设的。在完善学校系科建设上，杨院长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思维，他主张设置的几个新系都具有时代特征。
A、设立经济系。当时各类财经院校多以培养实用型经济人才为主，而对经济理论类人才的培养不太重视。杨院长认为从长远目标来看，能出类拔萃的经济人才必须具有较深厚经济理论基础，为此设置了经济系，主要培养目标就是理论经济人才。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B、创立经济信息系。八十年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杨院长意识到经济领域的信息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于是专门从马列主义课部把蒋庆南老师抽调出来并给他配备人马，建立了经济信息系，并于第二年招收本科生。后来经济信息系的毕业生步入社会，从事经济信息管理工作十分受欢迎，很快成为行业精英。
C、创造性地建立保险系。现在特别说一下保险系的成立，复校时，湖南财经学院并没有保险专业。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保险业风起云涌，但按照国际惯例，每个有人寿保险业务的公司必须要有精算师，否则不予承认。当时中国的保险公司纷纷成立，因没有精算师不被国际承认，全国也没有一所院校设有精算师的培训机构。以杨院长为首的学院领导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企机，决定设立全国第一个精算专业。为了解精算师的业务内容，专门派周江雄教授等几位同志远赴香港高校，学习相关精算业务。学成归来后，学院把原属于金融系的保险专业分出来，成立了以精算专业为核心的保险系。第二年即招收精算专业本科生。四年后从湖财毕业的这些学生业务素质很高，深受社会欢迎。尤其是某年在加拿大组织的北美精算师评审中，前20名里，有一半出自湖南财经学院培育的毕业生，其中获考核第一名的就是财院毕业生。
湖南财经学院从恢复创建到与湖大合并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可分为艰苦创业、曲折求存、复校前行、展翅腾飞四个阶段。
杨院长任职十年，湖财规模不断扩大，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从1984担任院长到1993年交班整整十个年头，他是财院展翅腾飞阶段的主要领导核心。他把自己后半生无私奉献给了湖南财经学院，为财院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老财院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财院作出的贡献，杨长庚院长永远活在老财院人的心中。
二、谈谈杨长庚院长的道德修养和处事原则。
杨院长两袖清风，品德高尚，是我们的风范，下面说两件事予以证明。
第一件事，杨院长在财院主政十年，我敢说，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权做过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堪称自律的楷模。这里我举几个小事，以小见大看他的人品。
1990年春节，某单位通过院办公室给杨院长和我各送了一个红包。坦率地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这是一件多大的事，收下后也没有退回去的打算。但杨院长却立即找到我说：“老李，这个红包不能要，你我是党政一把手，不能带这个头。”我立即同意了杨院长的意见，让办公室把红包退还了回去。后来我想，杨院长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是多么正确。当时如果我们收下了这个红包，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如再进一步不自我约束，可能会出更多更大的问题。杨院长在自律方面堪称楷模。在杨院长这位老大哥的示范下，我们当时整个班子直到交班下位都从未做过违反原则的事。
第二件事，限于当年财院的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学院领导办公室的设备很简陋。不仅没有像样的摆设，甚至没有空调。
1991年，高信社领导出于关心，决定拨出20万元为学院领导装修办公室，配备沙发，安装空调。又是杨院长和鲍华山同志提出，院领导的办公室不能装修，装修会带来脱离群众的不良后果。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高信社拨给的20万元既然已到了学校账上，也就不退了，用这笔钱为学院职工做点实事。最后用这笔钱为学校购买了一辆救护车，为全院教职员工生病转院提供了方便。
本来还有不少反映杨院长高风亮节的事例，因限于文字篇幅只能从略了。
教育部和学校关于杨院长的悼词中对杨院长的道德修养作了很高的评价。杨院长为人正派，自律极严，恪守中华民族许多优良的道德品质，在处世为人原则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均堪称楷模。
中国有句俗话：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但我与杨院长相处数十年，从末听见他在背后议论他人之是非长短。正是因为他为人正派，所以他在原财院受到高度敬仰。他德高望重，原财院教工对他的离去举院含悲，发到网上的追念微信更是铺天盖地。
三、杨院长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肃的治学精神。
杨院长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的研究生。来财院任职前，是中南工大（后合并入中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八十年代初，湖南各高校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的教师不下一千人，但只有四位副教授，没有一位教授，所以当时的副教授也真可谓凤毛麟角，杨院长就是这四位副教授中的一位。到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当年的讲师都已晋升为教授，而杨院长直到1991年仍是副教授。这主要原因是他调到财院后挑起了教学和科研两副重担，为了财院的发展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精力，根本没有时间搞科研写论文，而评教授又主要看科研成果。其实凭他在高校任职院长多年，有十多年副教授资历，加上硕士生导师的身份是可以申报并可以通过正教授的。事实上，当时教委领导曾动员他申报正教授，高职评委员也有不少人劝他申报，均被他拒绝。后来他承担了一个重要的科研课题，于1991年已经完成但尚末被验收。教委领导和许多高职评委再次动员他申报，再次被他拒绝。1992年，课题正式通过验收，他在科研上已完全达到正教授的要求，他才申报被通过成为正教授。他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修养实在令人敞佩。
杨院长不仅专业学识高深，而且文化底蕴深厚。老同志们都知道我的底细，在党史专业上我虽晋升正教授，但由于文化基础太差，在语言文字上，经常犯一些低级错误。不了解有些词语的內涵深意，一些文字的读音读法想当然读错了几十年。在我和杨院长相处过程中，他至少十次以上为我纠错。不怕丢丑，多年以前我一直把莘莘学子，念成辛辛学子，一次校友召开大会邀请我与杨院长参加，要我代表他在会上发言，好在我事先将要讲的內容给他审核，提到这个词，杨院长立即告我：那不念辛，而是念“深”。我吓出一身冷汗，试想在那么大的场合那会丢多大的面子，这个事只能说明我的文化知识太差。而在成语的运用或某些词语的理解上，凡是出的错误杨院长都能为我纠正过来，太多太多，仅举两例。
改革开放四十年，学校征文，我写了一篇《改革开放和湖南大学财经学院的历史变迁》的文章交杨院长审阅，他作了肯定，但指出了好几处用词不当（无法一一举例），如我在文章中用了“蹉跎岁月”这个词，他说在这里这个词用词不当，你文中內容是写湖财学子毕业后很快成为行业骨干精英一路顺风顺水，而蹉跎岁月是指一路坎坷、栉风沐雨，与文章內容相反了。我问他怎么改，他立即说，你把它改成“青春岁月”不就行了。我照他的改过来，后来这篇文章被评为一等奖。
多年相处，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凡是文字上的东西，没有把握的，一定向他请教。杨院长满腹经纶却为人低调，他为人处世坚持扬人之长，谅人之短，念人之功，补人之过，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杨院长的去世给老财院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也引发了湖南大学同志们的无限伤感。湖南大学为杨院长所作的悼词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对杨院长为老财院（已融入湖南大学的历史）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杨院长的人品更是用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样的顶级赞语。杨院长在我的心目中是榜样，是楷模、是良师、是益友，是老大哥、是好搭档，他的人品更是在我心目中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杨长庚院长不朽！
注：在第一个大问题第二小点所引科研成果数据，引自由吴建芳、罗仲尤、张泽麟撰稿，由张强同志审定的原湖南财经学院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