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西畴（1913-2007），湖南辰溪人。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6月，从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1949年春，利用应聘国立湖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回到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副秘书长、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教务长、经济系主任；湖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湖南财经学院院长等职。他还曾担任湖南省政协专职副秘书长、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

　　1950年至1954年间，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共写了四封信，前三封信经历的情节，我是亲身感受的。回忆当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1941年，李达同志到粤北坪石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我是他的学生。在那种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的场合，他无所畏惧地在课堂上传授马列主义，深受学校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敬佩。但也因此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排斥，未满一年，即被解骋而离开了中山大学。1947年，地下党组织通过曲折的关系，把李达同志从他的农村老家请来湖南大学任教。其时我亦来湖大，同在地下党省工委领导下进行秘密工作。李达同志以前在农村过了多年的寒苦生活，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身体很差。那时长沙地区斗争复杂，他又是早有声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容易暴露和遭受敌人迫害。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加快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号召，李达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迎解斗争。长沙解放后，李达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不辞劳苦，承担了湖大的接管工作。他的行动表明，他不仅是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实际斗争中的勇敢战士。

毛主席题写校名手稿

　　1950年8月，李达同志在北京开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信请毛泽东同志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同志在极繁忙中，非常关怀地题了字，写了回信，托专人送给李达同志。那时我正在北京参观学习，李达同志用电话告诉我这件喜事，要我立即去看。当我走进房间还未坐下，他极兴奋地把毛泽东同志的信和题字拿给我看。信的内容不长，而亲切、诚挚和谦逊之情，却跃然纸上。题写的“湖南大学”校名是用萱纸写的，字体方寸大，非常雄劲峻秀。我们两人心情都十分激动。李达同志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快满足我们的请求，这是对湖大数千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勖勉我们努力把湖大工作做好，早日改造成新大学，为革命和建设多培养人材。”他要我尽快回校，把毛泽东同志的题字向全校宣布，遵照信中所嘱，把题字精确放大，用最好的红漆和金粉做成校匾，悬挂起来。第二天我即离京返校。当我向全校宣布这一喜事时，整个学校都沸腾了，毛泽东同志的题字，的确成了鼓舞全校人员工作和学习的巨大力量。

1951年元旦，湖南大学举行校匾升悬典礼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行前夕，李达同志以最大的热情从事《（实践论>解说》的写作。他勤奋钻研，力求深人浅出、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著，常常工作到深夜。为了尽快地把《解说》付印，又能做到不出错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寄给毛泽东同志审阅指正。1951年4月上旬，我刚从农村土改归来，看到他的脸色黄瘦，但精神非常兴奋。他喜悦地把毛泽东同志3月27日寄来的信给我看，说毛主席这封信给他的指导非常重要，他的手稿得到毛主席精细地审阅，作了很重要的纠正，但又十分谦虚，给他的教益很深。当时我看到李达同志心情非常愉快而激动。我反复地阅读了这封信，深深感到字里行间充满着亲切的情感。

　　1952年9月，毛泽东同志应李达同志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写来了第三封信，李达同志立即把我们几位助手叫去，告知此事。我们看了信和题字，又高兴又惊讶，毛泽东同志工作这么繁忙，几天内就题了字，并写了信寄来。李达同志似乎看到了我们的激动心情，高兴地对我们说：“我正在赶写《<矛盾论>解说》，毛主席治学严谨，对自己的著作不完善之处，总是反复修改。同时对我的解说也要求准确无误，原著中删去八字，所以及时来信指导。”我们看了这封信，联系前两封信，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治学精神和待人的风格，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

1951年1月11日，李达校长、易鼎新副校长题赠涂西畴的《斯大林传》

　　李达同志把宣传、阐发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他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是出自肺腑的。记得《<实践论>解说》刚刚写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发行了。李达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带头学习，并把学习体会精细地写成稿子，定期在全校进行辅导。这时，他把可能用的一切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推动学习毛选和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力争《解说》早日完成，同严重胃病进行斗争的顽强毅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无论上办公室或在家里写作，身边总是放着两个袋子，一个装饼干，一个装热水瓶。因为他的胃阻挠他按正常时间进饮食，只能用少吃多餐的办法，每隔一、二小时吃几块饼干，喝点开水或粥汁来支持他那勤奋工作而又十分吃力的虚弱体质。有时阵痛得额上直冒冷汗，也未停止思考和写作。许多师生员工对于他不顾胃病折磨，刻苦钻研毛著，呕心沥血写作《解说》，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怀着深深的敬意。

　　1959年夏，我去青岛开会，他当时抱病带几位助手在那里辛勤地编写哲学教科书。我去看望他，劝他多休息。他说，要用晚年的余力尽力多写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字。所有这些表明，李达同志不愧为受到毛泽东同志关怀、器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和勤奋钻研、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