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7年12月，对于现在被称为“77级”的群体来说，是一段影响他们人生轨迹的重要拐点。四十年前的此时，在中国的高考因文革灾难停滞了11年之后，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美好的理想，从各行各业风尘仆仆地走进了高考考场，其中有27万人以4.7%的极低录取率脱颖而出，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个人命运，也就此成为了建设祖国的一代栋梁。这就是难忘的高考1977。
与中国其他高校一样，这一年也是湖南大学77级的同学们与母校结下不解之缘的一年，为振兴中华发力的一年。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年！
湖南大学上海校友会读书会特从12月17日起陆续选编发布我校77级部分校友们的亲身回忆，以纪念国家拨乱反正、恢复高考40周年。
高考1977亲历记系列之六：
大器晚成的“一带一路”——记我五年中三次高考的经历
作者：陈兆平
陈兆平，生于1950年，1968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进国防工业工厂，1977年考入湖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学习，尔后攻读MBA和DBA，获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2010上海世博会伦敦馆担任负责人，获“世博金奖”，现在担任上海零碳中心董事长。
1.高考前奏——1972年之前
1.1 左宗棠的“湘军”的维汉后人
我的母亲是湖南湘阴人。她的祖父，即我的太外公，是当年左宗棠挂帅西征的湘军“文胆大秘”。在他们一路西征而顺利抵达新疆以后，热心的左宗棠等念我的太外公作战有功，还是单身，则撮合美丽的维吾尔姑娘为妻，而且在新疆生下了我的外公。可惜不久，她因病故去了。这样，我的太外公携带孤儿，随左宗棠班师回朝回湘阴老家。这样，我的外公、我的母亲与我，既是当年湘军的后代，也成了汉维合婚的后裔。我有了1/8维吾尔族血统，至今仍保留着维吾尔族潮红的脸庞，卷毛头发长鬓角及早秃顶的生理特征。从那以后，我的太外公用左宗棠发的赏银在湘阴置地，也给我们留下了“地主”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影响高考的难题。
1.2 地狱门前挂黑牌的人
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的黑五类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给我带来了无数的痛苦和磨难。
我的祖父在乡下有40多亩良田，他收的地租，除了供养孩子们读书外，还积攒了收入在长沙黄兴路上开“民生厚”绸布店。除此外，还在黄兴路和解放路交叉处附近建了300多平方米的陈家“大宅门”，这样他给我们留下了“工商业兼地主”的阶级成份。
我的父亲是湖南大学经济系1942级的学生。他在湖大就读期间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反国民党的进步活动而被湖大开除，直至1946年才恢复学籍并且毕业。在那段失学失业的日子里，他为了生计，他去国民党军队当了中尉级别的军需官，还加入了三青团。这样，他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不但没有被肯定，反而他“反动党团和军官”的历史污点折腾他一生，也害了我们前半生。
除了以上复杂的社会关系外，还有两个舅舅是文革中被冤枉错划的地主，一个叔叔是右派，这些已足以让我在那时的社会上没有任何生存的政治空间了。
除了以上静态的罪恶之外，到了1965年社教运动，当地政府来信竟诬告1949年出生，当时才24岁的母亲是“漏网的地主份子”。社教工作队让她挂牌受批斗，母亲不堪冤屈和凌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村后不到1米深的水塘里，甩下我们五兄妹而投塘自尽了。第二天我们兄弟看到的是从水塘里打捞出来被抛在荒地上满身泥泞而卷曲的尸体。我那可怜的母亲，挂着“畏罪自杀的地主婆”大黑牌而下地狱了，而我们兄弟，则成了“地主分子的狗崽子”和“黑五类子弟”，就像胸前挂着“畏罪自杀的地主婆的儿子”的大黑牌，天天站在地狱的门口被人指责。这块隐形的大黑牌，使我在此后的求生求工求学求爱求婚的人生道路上看尽了无数的白眼和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挫折。
从那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每当我看到别人母子恩爱的时候，我总是当面称赞羡慕，转身则择地掩面忍声、全身抖动地痛哭。每当我听到别人要对我作“政审”的时候，我总是被吓得面色苍白和浑身哆嗦。
1.3 井冈山下的优秀知识青年标兵
1968年12月，我作为湘潭市一中学的68届高中毕业生，随毛主席一声号令到井冈山老根据地的茶陵县插队落户。与所有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样，我们过着政治上经济上体力上都十分艰苦的生活。但是，我为了改变自身处境，用10倍于别人的努力，去拼命劳动，逐步获得各级领导和村民的认可和赞许。
1970年5月间，正是农村里“老米吃完，新米未下”青黄不接最困难的时候。此时茶陵县知青办主任亲自带队下乡看望知识青年。他从县城平原出来，逐步进入小山村，大山冲，深山沟。一路上，看到的是许多知识青年无米下锅和无油炒菜的惨淡生活，听到的是村民们对某些知识青年因为饥饿而拿米拔菜、偷鸡摸狗的投诉，他心情无比沉痛。而当他走到我们这个深山沟的“知青之家”时，看到的是村民们为我们盖的新房子，知青自留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院子里堆放着黑压压的柴火，箩里还有金灿灿的稻谷，缸里还有白花花的大米，而锅里煮的是红白相间红薯粥，房屋里干干净净，书架上整整齐齐摆着书和我的“劳动日记”。我们轮流值日做饭的女知青还带他去看了养在猪栏中正在摇头晃脑、吧唧吧唧欢快吃潲的幼猪仔，还有在院子里叽叽嘎嘎满地奔跑的鸡鸭群。此时他虽然看不到我们这些正在山上劳动的知识青年，但是听到的是社队干部和村民们给我们的一致赞誉声，这一切让他惊讶和赞叹不已。此次现场考察，是他认定了我们是湘潭地区优秀标兵知青小组，我也成了优秀知青标兵。
由于我是该知青小组的组长，故县知青办推荐我出席湘潭地区上山下乡表彰会。我十分欣喜，积极准备行装回到久别的湘潭城去。正在我整装待发前一天，知青办突然通知“陈的政审不合格”而临时改为另一个出生好的知青回湘潭开会了。此事再一次给我沉重的打击。由于我的政审不合格，不能招工，不能招生，不能评先，不能……这真的使我十分绝望，真的不知路在何方。
1.4 心中的彩虹，永远的彩虹
到1972年底，茶陵县又迎来较大规模的招工，我有幸被推荐。当时，我们面临3种可能的选择，上等选择是湘潭JZ机械厂，它是具有万人规模的我国主力坦克制造国防大厂，当然政审条件是最严格的！中等机会是株洲化工厂，三等机会是当茶陵县湘东铁矿的下井矿工。我深知，我必须争取此次机会，否则今后机会更少，且与我同组的妹妹则更没有机会了。为此，我十分冒昧地找县知青主任，请求他分配我去湘东铁矿当下井矿工，因为他们可能政审不严，必定会录取我这样身强体壮的男知青。可是，这位主任要我“静候安排”。谁知他要把我作为“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弟”的典型安排进JZ去，这使JZ招工人员手持国防大厂严格政审要求而十分为难。但我的知青主任拿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说JZ不录取C，他就不为本次JZ招生的70位盖章放行。这样，经过双方多次协商，我这位胸前挂着“畏罪自杀的地主婆的儿子”的隐形大黑牌的“黑五类子弟”最终还是被JZ破格录取了。
获得JZ国防大厂招工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当时我正在田里劳动，焦急的等待招工结果。突然间，村民们尖叫欢呼起来了，原来一道彩虹正从我们知青的自留地中拔地而起，经久不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段彩虹，以它那七彩缤纷的绚丽和横跨绿水青山的壮美，预示着我即将被招工进厂的好消息，更使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的人生道理。
这段美丽的彩虹，一直悬挂在我的心头，它也一直激励我在此后的逆境中，以旁人十倍的努力及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坚克难、达到既定的目标。
2.第1次高考——1973年
当了4年农民的我，于1972年12月进厂了，JZ是国营大型国防企业，为我进步和深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大学招生是1973年，只不过是工农兵大学生.我所在的JZ是国营国防大企业，此后的每年都有大学生名额。同样，我所在的工具车间是具有300多职工且精密加工程度最高的车间。1973年分配给我的车间名额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我有幸被推荐，并参加本企业内的统一考试。由于我是湘潭市一中这个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还一直是成绩优秀的学习委员，再者进厂后一直坚持学习，所以在此次考试中拔得头筹，所有知情人都向我提前发出祝贺。可是在焦急等待中，得知我车间的这个名额被一位本厂领导的女儿拿走了，相关领导给出的解释是“C的政审不合格”。
此事使我十分懊丧，也使我明白，由于我的大黑牌背景，我将永远不可能上社会的正规大学，唯有自学一条路了！
3. 第2次高考——1975年
在邓小平1974年复出后，工厂里出现自办的招收在职职工的“七二一工大大学”。1975年，JZ也举办了首期“七二一大学”的本厂内招生考试。这次我再次在考试中成绩优秀，无奈在录取时，要求有5年以上工龄。对此，我望洋兴叹。但是，这种凭工龄和考试成绩录取的情况，又燃起了我读大学的欲望。从那以后，我仍然是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数学，学英语。那时我除担任生产班长外，还担任拥有100多名团员青年的分厂团总支书记。在我带领下，我们分厂的年轻人学习风气深厚，技术成果累累，受到分厂的一致赞扬，但我却受到团委某些领导批评是“带头走白专道路”。
4. 第3次高考——1977年
4.1 绝望中的渴望
正当我对考大学绝望之时，传来了全国性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尽管当时已年近28岁，但是“我要上大学”的渴望激励着我为之奋斗。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复习没有时间。在国防工厂中，生产指令就是军令如山倒，日夜兼程也必须完成它。我那时担任的是最后的最关键技术岗位，等待最后精密加工的半成品堆积如山。此时离高考只有14天了，但真正可全部使用的是7天的加班换休条，好在班长非常开通的说：“失去高考机会不会再来，但你考后可以再加班，把换休条挣回来！”得到了班长和车间领导的支持，我日夜复习和备考14天，就走进了考场。
4.2 渴望中的希望
由于备考时间太短，考试成绩不理想，它们是：政治86分，语文86分，数学84分，理化62分，四门合计318分。这个成绩对于一般考生是好成绩，但我得知25岁以上的考生录取成绩是320分，我将以2分差距而与其失之交臂。我知道这次高考机会不会再来，发疯样地去找各级招生办求情，但都以无可奈何挡回来。
我分析，此次录取必经过三关，一是政审关，当我找到本厂为我高考政审填表的领导时，他却在表中大笔一挥“C家庭与社会关系清楚，个人历史清白”，让我那挂黑牌的自卑心理一扫而光，而且像鸡啄米那样战战兢兢地不断地叩头作揖表示感谢，他可真是我高考录取的第一贵人了！二是成绩关，这318分令我这位大龄考生处在十分尴尬的地步，只有找人帮忙了。第三录取关，我的青工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一直在培养我的数学，他在高考前估计我能考90分以上，可在对答案时只有80多分，气得他直跺脚，直呼“数学考砸了，这次考不上大学了”。但老师还是老师，在他得知我的第一志愿是湖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时，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秘密地告诉我他有一大学同学现在在湖南大学机械系，不妨死马当活马医去求他帮忙。他十分认真地向这位H老师写封推荐信，说明C是他的最优秀学生，并担保今后一定是国家栋梁之才，恳请H尽可能地帮助录取。
我带着这封鸡毛信十万火急地赶到湖南大学找到H老师，当他收下这封推荐信后却给我惊喜，他就是湖大本次招生考老师之一，承诺将尽力帮忙。我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静候佳音。
由于各位贵人相助，在即将满28岁时，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收到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4.3 大器晚成的”一带一路”
在JZ这个国防大厂的5年里，我受到了许多的培养与教育。但由于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以及国防工厂特别的政治要求，我那又黑又粗的政审条件，使我在入党、提薪、提职和恋爱婚姻的4个方面处处受挫，蒙受很多冤屈，许多领导和朋友也是爱莫能助。而我一旦被大学录取，领导们又恋恋不舍，他们认真开会以后，向我提出4条优惠条件留人，即：立即办理入党、提薪、提职手续和帮助我这位大龄青年恋爱婚姻。但是，我为考大学等待了12年，获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已经快乐得发疯了，我拒绝了所有留厂的优惠条件，一心一意的整装待发去湖大了！
在我这次高考和录取的前后2个月里，我的恋爱婚姻也发生了急剧而戏剧的变化。我现在的结发妻子QQ其实是在1972年12月与我同一天从茶陵县作为JL子弟招工进厂的。十分巧合的是，我们被安排在长达2年多的青工学习班中担任正副班长，还在同一个大厂房里的2个单位工作并担任团总支负责人。这样的朝夕相处，使我这个地主分子的狗崽子和她这位右派分子的狗女儿“臭味相投”的相爱了。可是，当我们向各自的党组织领导汇报时，获得了现在看起来很奇怪很荒唐，而当年却很正常的回答：如果我们这两个黑五类子女结婚，就有可能被清除出这个国防工厂，如果我们这两个黑五类子女想保留这个国防工厂的厂籍，就只有放弃互爱互婚，另找政审条件好的人相爱相婚。当年这个棒打鸳鸯的决定使我们近在咫尺而不能相爱，还不得不放弃互相的爱慕，去寻找政审条件好的人。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政审条件太差，竟被人不敢接纳，使我们陷入数年的深深痛苦之中。
而这次高考1977中，我的那位69届初中文凭的QQ也搏击成功，这使我们两人都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我们彼此知道了各自的久旱逢甘露的心意后，我这个地主分子的狗崽子和她这位右派分子的狗女儿各自揣着77级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工作5年后带工资读书的“工资通知单”，及积聚了5年的激情和爱情，紧紧地相爱和相拥在一起！此时，我已近28岁，她已近25岁，这已经是大器晚成的幸福和迟到的爱。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感到十分的幸运和满足，因为我不仅有与每位77级同学共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外，我还独有着自己幸福的“一带一路”。“一带”是指带工资读书，“一路”是指在湖大学习路上，还有一位海誓山盟非我不嫁的77级美女——QQ，在等我！
5.高考后记——1978年之后
1978年3月，我进了湖南大学。在经历了“3年红卫兵，4年当农民，5年当工人”的12年荒废知识的年代，我只有一个念头，即“认真读书，把丢失的12年夺回来”。
可进校不久，机械系的党团总支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部书记。那时候如果不谈论政治，我心中较为平静，但此次要我担任如此之高的政治职务，竟联想到我胸前的“畏罪自杀的地主婆的儿子”大黑牌，吓得我直打哆嗦，生怕他们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问题犯“用人不当”的错误。要知道，当时我们学生会的主席副手是严方敏、李京生、唐岚以及周昭喜、陈薇等，各个都是根红苗正，政治上绝对可靠，我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无论如何比不上他们的。我十分诚恳地提醒领导，“你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和问题吗？”，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好几次，才使我诚惶诚恳地担任了这个职务。
当他们要求我在开学典礼上作新生代表发言时，我睁开眼睛，就想起面对全系近1000名师生，他们都以十分奇特和羡慕的眼光看着我；闭上眼睛，就想起我犯了某种错误后，胸前挂着大黑牌，被这1000名师生一齐摇动红宝书批判我。
对于我的“大黑牌”，湖南大学将我作为恢复高考后湖南省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给我的谈话中说到：“看你的政治表现，你早应该是党员了!但看你的档案，你那家庭和社会关系最复杂、最黑暗的程度，在整个湖南大学近万名师生中也都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湖大的领导是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发展我入党的。
回忆这40年前的高考1977，我衷心感谢邓小平在当年拨乱反正为我们开辟新时代，也十分感恩在我坎坷不平的求生、求工、求学、求爱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贵人们！我也希望再健康生活40年，能够与“高考1977”全体老同学们共享中华民族“两个100年”的幸福。
我与QQ于2017年12月10日在上海外滩合影，以纪念“高考1977”40周年。
作者：陈兆平
选编: 湖大上海校友会读书会
本期编辑: 朱虹、田大勇
统筹核稿: 周昭喜、胡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