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与中国其他高校一样，这一年也是湖南大学77级的同学们与母校结下不解之缘的一年，为振兴中华发力的一年。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年！

湖南大学上海校友会读书会特从12月17日起陆续选编发布我校77级部分校友们的亲身回忆，以纪念国家拨乱反正、恢复高考40周年。

高考1977亲历记系列之九：
命运的大转折——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作者：周昭喜

周昭喜，湖南大学机械系77级学生，任校学生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多次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标兵”；清华大学硕士、博士，曾获得两次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曾任中信戴卡轮毂制造公司首任项目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某大型房地产集团副总裁兼上海、北京公司总经理、正大集团置地公司副总裁等，开发了上海“香港广场”、“四方新城”等知名建筑群。现任上海银宜投资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MBA校外导师。

恍若隔世，40年前的19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我成为了那一年的幸运儿。近期报刊微信上有许多文章回忆当年高层决定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历史意义以及对于77、78级整体论述和评价的文章，我的许多77级同学纷纷发表自己的回忆录，个个都写的很生动，引发了我的深深共鸣，也使我的思绪回到了40年前。

我1958年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父亲是工人出身的国营工厂干部，母亲是工人。我1964年上小学，在郑州度过小学阶段；1970年夏，随着父母调到湖南邵阳市支援三线建设，又在湖南邵阳二纺机厂子弟学校度过了中学阶段。

我读中学正碰上国家和社会大环境大动荡之时，也是“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读书无用论”流行之时，张某某高考测验“交白卷”、小学生黄某“反潮流”都发生在那几年，我们耳熟能详。与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我们读书学习全靠自觉，只是在课堂上听听课，很少课后作业和自习。课堂上所学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每学年都有几个星期去工厂学工或去农村学农。初中物理课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生物课改成了“农业基础知识”。但我还是酷爱读书，业余时间到处借书，凡是能够借到的各种书都如饥似渴地快速通读。记得好像是1975年的夏天，我千方百计借到一本内部印刷的《三国演义（上卷）》，晚上别人都在屋外乘凉，我一人关在酷热的小屋里，坐在煤油灯下，不管蚊子叮咬和满头大汗，一口气将几百页的书读完。但是那个年代由于大批“封资修”，无论新书老书都很少出版发行，能够借到的书是很少的，即使借到了的书籍也多是缺页少封面的。因为较努力、爱读书，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的，从小到大、从郑州到邵阳一直在班级里

名列前

茅，也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初中时期是班长，在全年级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高中时期是班上团支部书记。

我们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大多数老师都是从北京纺织部系统下放到邵阳二纺机厂的“文革”前老大学生，尽管社会上教育的大环境不好，但我们学校的小环境相对不错。老师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相当负责地教书育人，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和人品来教育和带动同学们，对于我们的成长、成才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老师在以后几十年里与我成了终身的亦师亦友关系，如教我数学的罗老师，至今和我时有联系。后来，我与中学校友司马宏同学在湖大、清华多次成为同届同学，而且我们都在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次全校百科知识竞赛中获得较好名次，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除了自身的努力，也与我们子弟学校良好的师资和较浓的学习风气都有关系。

1975年元月，我高中毕业，这时我17岁。与那个年代的十几届两千多万初、高中毕业生一样，大多数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我们高中班的多数同学都下乡到几十公里外的邵阳县农村。我父母不想让我下乡，以我双眼都近视500度为理由，为我办了“留城证”，想为我在城里找个工作。但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70多岁了，因故土难离，他们一直住在河南洛阳农村不愿意出来。我留城时奶奶已经身患重病，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便被父母派回老家——位于黄河边上的河南省洛阳地区孟津县白鹤公社白鹤大队，一边与堂姐一起照顾奶奶爷爷，一边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几个月后奶奶去世之后，我作为日挣十个工分的全劳力，全时参加了一年多的农业劳动。

这一年多里，我在河南农村学会了多种农活，种小麦、种水稻、做砖坯、烧砖瓦，甚至干过搬运200斤麻袋的重体力活；我还当过水稻田专管员，专职负责十几亩水稻田，插秧、除草、撒化肥、打农药、抢水源等等。当然除了辛苦，农村生活也有吸引城里孩子的乐趣，在盛夏季节我可以与小伙伴们惬意地在黄河里游泳、在河沟里抓鱼，那是一段虽然生活艰辛却无拘无束的自然生活。

我在农村劳动了约一年半时间。后来父母还是希望我回到湖南工作，好离他们近一点，1976年7月我回到湖南邵阳。但当时哪有什么好的工作啊，在邵阳市更是无法安排。我家人口多、经济条件拮据，一大小伙子总得自食其力吧，于是在姐姐一位同学帮助下，我去到涟源湖南煤矿机械厂基建队做了一名建筑队伍里的临时工，主要是为建筑队的技术工人打下手，挑土挑石子修厂区马路、搬砖送瓦建职工宿舍。天天在酷暑的太阳下工作，浑身晒得黢黑、体型精瘦，就这样干了两个多月。这段时期，中国发生了毛主席逝世的大事件，我也在涟源随着建筑队参加了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

1976年10月至年底，经过我一位篮球球友大肖的介绍，我又独自从涟源来到了相邻的冷水江市，在工农机械厂铸造车间做了三个月的炉前工（还是临时工，也许从这时开始与铸造专业结下缘分吧）。我的主要工作是跟着我的师傅曾师傅日常维护、修理熔炼铁水的冲天炉，准备生铁、硅铁、焦炭等材料，每周开炉（冲天炉开火熔炼）两次，跟着师傅人工加料、维护炉子出铁口、观察其是否通畅，出合格铁水到铁水包。当时这类小厂设备水平很低，各个工序都要人工操作。每次开炉是最为紧张甚至危险的时刻，炉口熔炼材料“驾棚”需要人工处理时以及出铁口严重堵塞时，我们就要冒着炉料火星飞溅、1300多度的铁水高温甚至铁水飞溅而出的危险去处理、抢险。我的工作帽、工作服被飞出的高温炉渣和铁渣烫出许多小洞，甚至头发有时被烧焦、皮肤被烫伤。当时年轻力壮，思想单纯，真的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在冷水江期间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就是十月份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大街上都贴上了五颜六色的庆祝标语，但

我并

未料到，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我们的命运从此都会有一个大转折。

1976年年底，接到家里电报通知，我可以按政策进入邵阳二纺机配件厂，于是结束了漂泊的生活回到了父母身边，这个厂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主要职能是为大厂——国营邵阳二纺机厂配套和服务。至此我的工作才开始逐步稳定。第一份学徒工作是打煤工，月工资18元，与班组三四位工友一起，为二纺机厂近千户职工家庭制作蜂窝煤。我们每天工作约十二个小时，白天使用制煤机做煤球，晚上要用粉碎机粉碎煤炭、加上黏土混合搅拌，为白天的生产准备原料。晚上粉煤时机器轰鸣、煤粉飞扬、黑灰弥漫，每天晚上十点多回到家里，除了两只眼睛，身上其他地方都是煤灰，成了名符其实的“黑人”，收工后鼻涕擤上十几次仍然还是黑的。在这里我仍然发扬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半年后便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但如今想起来有点后怕，因为当时我十分不注意劳动保护，有时愣劲上来，在粉煤时甚至不戴防护口罩，幸亏我只干了半年打煤工，若时间长了，可能会得上“尘肺病”的。从大学起，每次体检我肺部做透视时总有“钙化点”，也不知道与这半年的打煤生涯有没有关系。

1977年7月，我又被调动到另外一个班组，在二纺机厂冷作车间工作，工作内容是为二纺机厂产品制作隔热门。我的工种转为冷作工（也叫钣金工），从此天天与钢板、铁皮打交道，我也开始跟着师傅们学机械制图、学下料计算，也常常在缺人时，顶替电焊工、天车工，所以几个月后冷作车间一般的活我都能干，我工作积极努力，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后来上了大学几个月后，有老同学见到我时仍然举起我老茧尚在的手，模仿当时著名电影《决裂》的镜头，开玩笑说“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年底评比，我再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在河南下乡和在涟源、冷水江做临时工、在二纺机做打煤工的这三年时间，不仅是我一生中体力上最苦最累，也是精神上最苦闷最迷茫的时期。我曾经自嘲自己就差时传祥的掏粪工没干过，其它苦活累活全干过。而且尽管自己无论干什么都十分努力，仍然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这种身处社会底层，经历坎坷、又苦又累、漂泊无定的生活，使我内心十分压抑，胸怀大志报国无门，进入国营大厂做一名好工人成为最大的理想。粉碎“四人帮”后，尽管看到了希望之星火，但并不知道它会不会燎原、何时燎原，更不知道对于自己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至于上大学更是可梦而不可及的事情，因为当时仅有推荐制的、人数也很少的工农兵大学生，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我身上？

1977年9月前后，社会上流传要恢复从“文革”开始已经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我还是将信将疑。直到10月21日，中央电台和报纸公布了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定，我才相信这是事实，看到了命运转折的希望，心情十分激动和振奋，开始投入复习迎考的大潮流。工厂生产任务重、我也有心要保持先进，所以我白天8小时的工作基本没有放松，但除此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开始用于复习，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类似“头悬梁锥刺股”一般的、近两个月的拼命复习，每天下班后从晚上六点多复习到凌晨3点多，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将中学教材找了出来，同时找同学们、朋友们到处借书、找复习资料、做习题，姐姐也帮助我抄写别人的复习题和模拟考试题。我也参加过几次二纺机厂教育科组织的、每次有上百人参加、十分拥挤的高考辅导课，我们的高中老师傅树邦、杨向群（后来调到湘潭大学担任过校长），二纺机厂的工程师宣家骥（后来是我清华大学研究生师兄、做过我的母校湖南大学的副校长）等等都曾作为辅导老师给我们这些考生上过辅导课，厂里也组织过模拟考试。许多人包括厂领导对于高考、对于我们考生们都是十分重视、十分支持的。仅有不到两个月的复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这时我在中学时代优秀的学习功底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在这里我要感谢曹家乃前辈（文革前老大学生、工程师，我上大学后，他升职为高工和我厂职工大学校长），他与我父母是好友，他儿子是应届生，刚刚十五岁，也报名参加高考。他晚上在辅导儿子时，多次邀请我到他们家一起复习、辅导，给我在数理化难题方面答疑解惑，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复习考试期间，我白天一直坚持工作，直到高考前两天，才请了事假。领导早就知道我要参加高考，这时毫不犹豫地批了我两天假，用于总复习和考试。

1977年12月17日，我随千万考生进入邵阳市区的考场，开始了真正的高考。我们上午考语文，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太对题了，我正有许多感慨要对党说呢，文由心生，语文顺利考过，感觉不错。下午是考数学，前面的题目做的不错，但后面有两道题未能做好，颇感沮丧。第二天的理化是我一贯的强项，然后是政治考试。考完试后，身心开始放松，继续到厂里上班，并等待考试结果。

我记得我填报了三个志愿：华东纺织工学院（华纺）机制专业（因为我厂是纺织部直属厂，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我们的老师们多数都毕业于华纺——后来的中国纺织大学，这对我填报志愿影响很大），第二志愿是湖南大学机制专业，第三志愿是郑州纺织工学院机制专业（此学院位于我的出生地，父母想让我有机会回故乡去），全报机制专业是因为我们机械厂的主力岗位就是机械制造，我爸爸就是机加工工人出身，当然我也填写了“服从分配”。

经历了感觉很漫长的期盼和等待，1978年2月，我终于等到了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机械系铸造专业录取了！全家及邻居、同事们都很高兴。我长期在工厂工作，知道铸造车间比较脏、黑、危，尽管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大学机会，但对于专业心中略有不快。我家隔壁邻居是徐铁华伯伯——我厂的资深高级工程师，他知道我考上大学很为我高兴，他说他二儿子就是文革前某大学（似乎是合肥工大）铸造专业毕业的，现在很有出息；任何专业都会出人才、都有前途的。这些鼓励打消了我的一丝不快，我开始高高兴兴地做好工厂交接工作和入校前的准备工作。

现在根据报刊上的权威历史资料，1977年高考全国参加人员为570万人，最终大中专共录取27万人，全国本科生录取12.8万人，本科录取率仅为2.2%。恰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就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儿之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二纺机厂在厂大门口先后公布了两批1977年高考的录取名单光荣榜，厂里职工及其子弟共有50余人被录取到各个大专院校。有多个家庭同时有两三个子女考上大学，被湖南大学录取的77级学生有五人：化工系司马宏、土木系季辉、电子系杨福金、基础课部项宗建及本人。我们高中班共有40余人，在77、78年考入各大专院校的就有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录取比例较高的，充分说明了我们高中老师们的培养和较高的教学水平。上面所述的曹家乃前辈的儿子也在1978年被解放军某学院录取。我后来来到湖大几个月后，通过负责招生的机械系刘老师，才知道我的高考平均分大约是74分，考的还是不错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1978年3月上旬，我到长沙湖南大学报到，从此我的命运与我们大学同学们的命运一样，实现了历史大转折，我们的人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们从前途莫测、社会底层的丑小鸭，变成了前途光明、展翅高飞的雄鹰。雄鹰起飞的起点就是1977年的高考！1977年的高考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前是逆水行舟、前途渺茫、报国无门，之后是柳暗花明、苦尽甘来、在崭新的、广阔的平台上为国家建功立业！

人的想法是会随着心情和环境而变化的。从上大学之后，我在事业上基本上走上坦途。回想起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的三年艰苦经历，第一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比起上大学之前上山下乡5年乃至10年的同学们要短得多；第二逐渐感觉到它也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也是一项宝贵的经历和人生财富。我不仅接触到了社会基层工农群众，学到了生产和生活技能，而且是一个锻炼体能、磨练精神、锻炼毅力和意志的好机会。第三苦过方知甜、累过方得闲。从此之后的几十年，我将高考前的艰苦经历转化成了学习工作的动力，一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积极拼搏、不断进取。在遇到各种困难或者心情不好时，与那三年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精神苦闷这双重叠加压力相比较，都觉得不算什么，都能够从容面对，这就是所谓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我一直认为，我们大学同学们的经历，就是“自强不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我国的教育、科技、经济也在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我还认为，恢复高考，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要的先导事件，意义重大，对于国家进步和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好工人。而恢复高考之后，我上了大学，然后读研、读博、工作、留英、回国工作、建工厂、建高楼、开发秦皇岛、开发浦东……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所以我一直感恩于粉碎“四人帮”！感恩于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恢复高考！感恩于这个美好的、改变我们命运的时代！感恩于教育培养我的湖南大学（本科母校）和后来的清华大学（我的硕士、博士母校）！感恩于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的人们！

上大学以后，我和77级同学们一样，经历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在大学惜时如金、刻苦学习，在工作中忘我投入、拼搏进取，为祖国富强、为社会进步做出了一些应有的贡献。我也在大学、研究生阶段认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优秀出色的同学和朋友（上大学的重要收获之一）。我在2006年作为发起人和捐款人为母校湖南大学设立了“朝阳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也参与捐款清华大学“柳百成院士奖学金”，这些都是一种满环感恩之心、对母校对社会应有的感恩回报行为。上大学之后的新经历、新体验、新业绩，则是需要另行书写的新的篇章了。

选编: 湖大上海校友会读书会
本期编辑: 朱虹、田大勇